另外，区域规划热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地方政府的发展冲动，但这种普惠制的区域优惠政策所收到的成效已大打折扣。

政府应当尽快出台一些相关政策法规，鼓励并支持农村房产交易，规范农村房地产市场的交易秩序，切实维护农村居民的权益，缩小城乡居民房产价值差距。（二）城乡居民的收支、理财知识和地理位置差距造成金融资产差距拉大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是金融资产差距的前提。

富裕人家的猫可以饮用牛奶，而牛奶则是贫穷孩子保持健康的食品。当前很多城镇居民希望周末或假期到郊区农村度假，甚至很多市民希望退休以后到农村去生活，这也是国际大趋势，所以，农村房地产市场的形成和发展，是一种必然。其次，农村地理位置相对比较偏僻，距离证券交易所、大型银行很远，即使双方理财知识相同，农村居民也会因高额的交易成本而选择把钱存在银行，不去购买有价证券。如表４所示，十五期间，我国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从３８．２下降到３６．７，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则从４７．７下降到４５．５。此外，李实等人认为，农村居民财产构成中土地价值降低起到的是缩小居民财产分布城乡差距的作用，本文认为土地价值的降低不仅不会起到缩小差距的作用，相反却会导致城乡居民人均财产差距的扩大。

财产转移税是对动产、不动产交易、买卖、赠与和继承等征收的税，税率差异较大。（见表２）（三）居民财产分布的城乡差距居民财产分布的城乡差距，是一种组间差距，本文并未采用十等分组法、基尼系数分解法、泰尔指数、基尼系数和洛仑兹曲线等这些常用于分析组内差距的方法和指标。今年各级财政安排的保障性住房支出约830亿元，到2012年末要实现基本解决1540万户住房困难家庭的住房问题，必须保证支出稳定增长。

前不久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明确到2020年要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包括实现更高水平的普及教育，形成惠及全民的公平教育，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面对目前失衡的收入分配格局和凸显的社会矛盾，在初次分配强调效率优先的社会价值理念仍居主导的情况下，从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要求出发，不仅需要逐步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也要高度重视再分配调节的积极效应，保持一定力度的再分配，有助于缩小最终分配差距。目前，政府集中的税收收入还无法满足迅速增长的公共支出需求，有必要随着经济发展逐步合理提高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宏观税负不仅有上升的需要，也有提升的空间。

采取后一种形式，并不影响政府集中的税收，占GDP的比重也会相应高于前者。税收负担问题始终是治国理政的要务。

宏观税负水平高，并不意味着政府可以统筹支配的财力资源一定就多，非税收入的许多项目具有特定用途，政府无法转移使用(比如，社会保险缴款只能用于社会保障支出，中国土地出让收入等也属于这类情况)。在IMF《政府财政统计年鉴(2009)》中，中国的数据为2007年。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国民经济实现了持续快速发展。尽管目前世界上实行销售税的国家的一般税率普遍低于实行增值税的国家的标准税率，但由于税基不同，不能简单地得出增值税税负高于销售税税负的结论。

中国宏观税负的趋势判断宏观税负的经济内涵，显示了一国政府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所占用的财力资源在该国当年实现的GDP中所占的份额，它不仅体现了政府履行职能与所需财力资源的关系，也反映了政府集中的各项收入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如果是实行税收先征后返，即将税收先缴入国库，再通过预算支出安排，将缴纳的部分或全部税收返还给纳税人，名义上统计入库的税收没有减少，但这部分收入并没有实际形成公共财政资源。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平均为35.6％(其中，社会保险缴款占6.9％)，最高为52％，最低为21％。由于各个国家的财政政策和相应的制度安排，分别体现了本国执政当局的治国策略和管理思想，即使是方向一致的政策主张，也可能会在操作层面做出不同的规定，并影响到宏观税负水平的变化。

而且，适度提高宏观税负水平要与深化税制改革和规范政府收入分配秩序等结合起来。正在实施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提出要加快推进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建设，初步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逐步均等化。

按照有关部门的数据，目前中国财政安排的社会保障支出和社会保险基金支出，约占GDP的5％以上，还适应不了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要求。保障性住房建设属于政府公共政策的重要内容，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和低收入群体解决住房问题的迫切性愈来愈强，中国保障性住房的建设任务十分繁重。

上述分析旨在阐明，宏观税负是广受多项条件影响的矛盾体，需要辩证地认识和把握，不能简单地评论税负水平孰高孰低。在综合考虑结构性减税等因素后，下一个十年，中国税收增长的弹性系数总体上仍可能继续保持大于1的态势，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在目前17.5％的水平上有继续上升的空间和条件。——宏观税负水平随着经济发展相应提升世界银行及美国学者曾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一国的宏观税负水平与该国人均GDP大体呈正相关关系，即随着经济发展，宏观税负水平会相应上升，达到一定水平后将趋于基本稳定。2009年4月，20国集团(G20)伦敦峰会期间，经合组织发布了一份对84个国家和地区实施国际公认税务标准的调查评价清单，在G20伦敦峰会发表的声明中，就此问题明确提出，对不合作的国家和地区，包括避税天堂采取行动。宏观税负水平低，也并不表示政府使用的财力资源一定就少，政府可能还有其它融资方式(比如，政府发行公债等)。尽管如此，仍难以满足社会民众，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对民生改善的迫切需要。

另外，根据使用者付费原则，政府提供的某些服务(如办理证照等)，由受益者负担成本费用，并不增加非受益者负担。统计数据显示，2006年-2009年，外商在中国非金融领域直接投资分别为：630.2亿美元、747.7亿美元、924.0亿美元、900.3亿美元，其中，2009年外商在华投资规模位居全球第二。

税收在筹集收入的同时具有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财政在预算资金的安排中可以发挥转移支付的作用。虽然用政府集中的税收和非税收入占GDP的比重测算宏观税负水平有一定局限性，但仍具有参考意义，可以使我们对宏观税负问题的认识更加全面和深入。

根据IMF《政府财政统计年鉴(2009)》所列的数据相对齐全的47个国家和地区2008年的资料(该年鉴在有关条目下列出了134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有59个国家和地区基本数据缺失，28个国家和地区数据未及时更新，年份不可比)，按税收收入计算的宏观税负水平如下：23个发达经济体的国家(包括比利时、塞浦路斯、芬兰、法国、德国、希腊、爱尔兰、意大利、卢森堡、荷兰、葡萄牙、西班牙、澳大利亚、加拿大、丹麦、冰岛、以色列、挪威、新加坡、瑞典、马耳他、英国、美国，以下简称发达国家)平均为27.7％，最高为47.1％，最低为14.6％。同年9月，在伦敦召开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表示了更加强硬的态度，准备对避税天堂采取反制措施

目前，政府集中的税收收入还无法满足迅速增长的公共支出需求，有必要随着经济发展逐步合理提高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经合组织(OECD)、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组织，以及一些国家的政府机构，通常用此方法测算不同国家的宏观税负水平并公布这方面的数据。与此同时，宏观税负水平也相应提升，按税收收入测算的宏观税负由12.7％上升到17.5％(平均每年上升0.53个百分点)，按税收和政府非税收入测算的宏观税负由17.8％上升到约30％(平均每年约上升1.35个百分点)。将税率简单相加并以税率等同于税负的评价方法，既缺乏科学意义，也没有实际价值，中国对外开放特别是外商直接投资并未受此影响。

宏观税负的高低，则关系着社会资源和财富收入在国家与纳税人之间分配的格局，乃至经济运行和社会福利的状况。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宏观税负不仅有上升的需要，也有提升的空间。

IMF最近组织的一项调查显示，国债每增长10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会影响0.2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将个人所得税的税率笼而统之地按工资、薪金所得的最高边际税率45％计算，在所谓痛苦指数(159)中占28.3％，显然有失公平。

笔者以为，其中可能存在数据转换口径的差别，或者没有完全剔除关联数据之间的重复计算因素。与将税收负担冠之以痛苦之名形成对照的是，近年来，那些税制不透明、对有关所得没有或仅有名义上课税的国家和地区，受到了国际社会的严厉谴责。

这种意见并不完全客观。中国宏观税负的趋势判断宏观税负的经济内涵，显示了一国政府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所占用的财力资源在该国当年实现的GDP中所占的份额，它不仅体现了政府履行职能与所需财力资源的关系，也反映了政府集中的各项收入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既要靠初次分配，也需要再分配。对于诸如此类的评论，如果不加甄别，把戏说当作正史来解读，甚至作为学术研究的依据，产生的误导将贻害各方。

一味削减预算开支也非长久之策，尤其是福利性支出具有刚性，直接关系社会成员切身利益，连续削减不利于稳固执政基础。宏观税负水平低，也并不表示政府使用的财力资源一定就少，政府可能还有其它融资方式(比如，政府发行公债等)。

目前中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约为3.5％，实现纲要提出的到2012年达到4％的目标，尚需继续努力。18世纪末，美国著名发明家、政治家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说过一句在西方国家广为流传的话：这个世界上只有死亡和征税是确定无疑的。

按税收和政府非税收入计算的宏观税负，发达国家平均比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高出7.7个百分点，这主要是因发达国家社会保险缴款等规模要超过发展中国家。上述分析旨在阐明，宏观税负是广受多项条件影响的矛盾体，需要辩证地认识和把握，不能简单地评论税负水平孰高孰低。